他真正踏入公众视野，是在东京一个灯光炫目的演播室里。日语字幕滚动，他以“时事评论家、中日外交政治专家”的身份，对着镜头把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讲成一场零和的角斗。他的名片上写着“石平太郎”，可从口音里还是能辨出川西平原的影子。这张脸的前半生属于成都郊外的一个小村，父母务农，他以省内前十的高考成绩迈入北大哲学系，是村里第一个走进燕园的孩子；而后半生，则与日本右翼媒体、参议院选举、靖国神社纠缠在一起。两段人生连接的那条桥，叫做公派留学。
两个世界的门槛
北大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海外培养项目，给优秀学生提供了前往日本攻读博士的机会。对多数青年而言，那是一张通往更大世界的门票；对他而言则成了身份与价值观的拐点。出国前，他的轨迹几乎可以预期：完成学业、回国任教、在书斋里与康德、海德格尔周旋。可到了日本之后，书本之外的“人”与“场”开始改变他的路径。
在日本，他对本土哲学兴趣浓厚，学术训练也并不马虎。但随着时间推移，频繁接触右翼政治圈层——那些把媒体、选举、历史叙事揉成一团的意见领袖——对他进行持续拉拢。留学资助本预设“学成报国”的归程，他却在应当回国任教的节骨眼上迟迟不归，选择留在日本。这一决定，与其说是学术上的归属，不如说是政治社会身份的再造。
关于身份的选择，日本的国籍法采取单一国籍原则，归化者常见做法是采用日式姓名并放弃原有国籍。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他把名字改成“石平太郎”，主动退出中国国籍，加入日本国籍。这一步，既是法律意义上的切割，也是公共形象的宣告：他要在日本社会的舆论场谋一席之地。
从讲台到话筒
他没有走回书斋，而是走进了镜头。在电视台的灯光里，在《产经新闻》等右翼平台的专栏里，他逐渐练就一种“内部人证词”的叙事方式：用中文成长经历与在华学习背景，反向为日本右翼的论点背书。由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坏话”，对受众更具说服力，这在媒体传播学里不难理解。
他在公合的表述越来越尖锐。报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立场表述：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称那是“中国人编的故事”；在领土问题上，他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甚至把“出生在中国”视为“遗憾”，并用低素质论贬抑中国人群像。这类论调在日本右翼媒体生态中很受欢迎，既迎合受众偏好，也能制造流量与话题，于是平台为他开辟了固定专栏，他频繁亮相重要栏目，从“评论员”向“意见领袖”转换。
横向观之，许多同一时期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回国进入高校与科研院所，或者继续在海外从事纯学术工作，尽量把身份争议隔离在研究之外。也有个别归化日本的政治人物，比如曾任要职的蓮舫，虽走上政坛，但长期面对日本社会对“出身”“血统”的敏感审视。这种审视并不限于某个群体，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常态。他所走的路线比蓮舫更激进：非但不回避身份争议，反而把它当作动员工具，通过高分贝的对华论战来证明“立场纯度”。这种策略短期收益明显，长期成本也随之积累。
走进议场之前
媒体是一架通往政治的扶梯。他靠着“抹黑中国”的话术，获得了右翼圈的关注与信任，频繁受邀出席政论节目。2025年，他进一步涉足政坛。7月，他如愿当选日本参议员，被外界称作“第四席”，进入了日本政治的“硬舞台”。日本参议院的席位多以合区、多席或比例代表制组合产生，“第几席”常用来描述得票的相对位置与排位——这类细节虽不决定权力大小，却象征着舆论与组织动员的成功。
进入议会，他并未降低火力，反而把话筒从演播室搬到了质询台。他批评日本政府对华“过于软弱”，主张持续加强强硬态度；他加强了与台湾方面的联络，在敏感议题上频频发声；他还主动参拜靖国神社，释放明确的历史观信号；在涉及中国领土及新疆、西藏的问题上，他屡屡发表挑衅性言论。这些行为在日本右翼受众中能收获掌声，但在中日关系的大结构里，却像往平静水面反复投石，激起的涟漪很难消散。
历史记忆与话语博弈
这里有必要加一句背景注释。南京大屠杀作为二战东亚战场的重大惨案，已被主流史学与多国史料反复证实，国际社会也形成基本共识；靖国神社则供奉有甲级战犯，对中国与韩国社会而言，它是“战争责任与悔罪”的敏感地标。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主权争议，长期处在“各执一词”的状态，而中方强调“无可争辩”的历史与法理依据。一个在日本政坛上升的评论者，若以否认、挑衅作为“出场费”，势必引发强烈反弹。在这种议题上，话语并非空转，它会转化为现实政策的张力。
制裁之锣，疑心之鼓
火力一旦开启，外部反制很快到来。中国外交部宣布对他实施三项制裁：其一，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与之发生经贸往来、合作、投资等联系；其二，对他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入境禁令；其三，纳入对破坏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个人的惩戒清单。这类制裁既有实际约束，也有象征意义——向国内外表明底线所在。他回应得很强硬，称自己“不在乎”，在中国没有财产也不会回去，这一回应与他塑造的强硬人设相吻合，但也让两地空间的缓冲余地更小。
日本国内并非铁板一块。靠反华言论获得的“喝彩”，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广泛“信任”。在部分日本民众与媒体的解读里，他“表面抨击中国，内里仍是中国人”，甚至有人把他视为“潜伏的间谍”。政治对手顺势发难，主流政党公明党在“血统纯正”的语境里表达排斥；他所在的阵营维新会也对他的忠诚度有所疑虑。日本政治文化对“出身—立场—忠诚”的三角关系极其敏感，这一点在蓮舫的国籍风波中早已显影——公众不止一次把个人技能与政治身份绑定拷问。他也难以例外。
从传播学角度若一个人的政治资本建立在“做对立叙事的最响亮喇叭”，他便必须不断加码，才能稳住注意力。这会推动他在对华问题上越走越极端。可当对立叙事变成个人标签，日本社会的疑心也会随之增长：你究竟是在表达理念，还是在表演身份？疑心一旦起，便很难完全消除。
双重排斥的处境
就这样，他陷入一个吊诡的状态：他以极端立场换来日本右翼圈的舞台与席位；另他因此受到中国方面的强力制裁与舆论声讨，在中文社交平台与媒体上，被骂作“卖祖求荣”“白眼狼”的标签几无悬念。更尴尬的是，日本社会的广泛信任并未如期而至，“大间谍”的阴影时隐时现；公明党的排斥与维新会的疑虑，使得他在政坛内部也难言稳固。
这并非孤例。多国政治中都存在“身份政治”的隐性门槛：当一个政治参与者的合法性，更多地被其来源、国籍转换与历史立场所界定时，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对他来说，过去的学术训练与能力或许仍在，但公众更关注的是他站在何处、与谁同行、如何表态。政治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程序性选举结果，更取决于长期积累的信任与可预测的行为模式。靠挑衅赢得的注意，难以转化为稳定的信任。
舆论与制度的缝隙
再补充一段制度层面的常识。日本的参议院任期较长，跨越多个内阁与议题周期，议员若想深耕政策，需要在委员会、法案协商、跨党派协调中投入精力，形成“议题专业性—选区服务—党内信用”的合力。媒体喧嚣能帮助他进入议场，却很难替代议场内的“信用积累”。同样，制裁是国家对外防护的一部分，它未必能改变一个政客的言论轨迹，但在现实上切断了他与中国社会的物理联系与经济往来，也把他推向“更边缘、更激烈”的轨道。两端的制度与舆论像两道合拢的门，使他越发难以回到中间地带。
身份与历史的镜面
他曾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把个人立场锚定在最具象征性的地点；他在新疆、西藏与中国领土问题上的一系列表述，则不断触碰中国社会对国家主权与历史记忆的敏感线。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这不是“意见不同”那么简单；在战争记忆与国家统一的议题上，情感与法理叠加成了不可退让的底线。“身在其位，言有其责”，一个由中国走出的学生，将公共表达建立在否定与挑衅之上，注定面临激烈的道德审判。在中文语境里，他被称作“现代社会的卖国者”，舆论并不提供中间选项。
但政治叙事远不止道德评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反华”换取的舞台，也是一座由他人搭建的舞台：平台、党派、受众共同决定了灯光是否继续照在他身上。日本右翼圈对他的需要在于“来自中国的证词”，一旦证词失去新鲜感，或者他在日本社会的信任度无法向更广的选民层延展，这个舞台也可能随时换角。相反，中国的制裁并不以他的态度为转移，他和直系亲属的入境禁令与经贸限缩，已经把门实实在在关上。
未完的结局与已定的轨迹
到2025年，他的轨迹已经清晰：从成都乡村到北大；从公派留学到留日不归；从改名归化到媒体放大；从专栏评论到参议院入场；从对华批评到被中国外交部实施三项制裁；从在日本右翼圈获捧到在更广社会被以“间谍”“忠诚可疑”目光审视。这是一条不断选择、更不断被选择的路。它把个人的才智、机遇和野心，绑定在中日关系的裂缝上，让他最终悬在两国舆论的风口。
历史向来“记人先记事”。这段故事提醒人们：当一个人的公共形象完全由某种对立叙事所供养，他将被动地被叙事吞噬。他以为自己驾驭了舞台，其实是被舞台设定了动作；他以为自己获得了“日本政治舞台的入场券”，却没料到这张票背后附着的，是审视与猜忌的隐形条款。至于他是否还能“蹦跶”多久，并不取决于一句豪言，取决于制度、舆论与国际关系的联动。
古人有言：“史不隐恶，论当其是。”把这段经历放回制度与历史的坐标里，更能看清其中的因果：公派留学打开了门，舆论舞台推着他走，政治野心催促他加速，历史记忆与国家底线在另一侧回击。如今，他在中日两端同时承受反噬：在中国，他被制裁、被舆论唾弃；在日本，他被怀疑、被设防。这不是戏剧化的“报应”，而是公开选择后的必然账单。对于一个从书斋走上选举的人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是口号的尖利，而是他是否还能在夹缝中找到持续的合法性。眼下，答案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