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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中共向台湾秘密派遣党员1500余名

导读

1949年前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中共向台湾秘密派遣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500余名,然而由于叛徒出卖,20世纪50年代初,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纪念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2013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如今,在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经各方查找发现的、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为846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8年4月,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注:后被俗称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第一届台共书记为林木顺。

(林木顺(后右一))

虽然台湾共产党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的,但是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

(逮捕了台湾共产党骨干)

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台湾全岛又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多名台共领导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

第一届台共领导人中的蔡孝乾就在此时,由福建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还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被任命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蔡孝乾)

9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经淮安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一个多月后回台发展组织。初期的台湾工委干部中,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此前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台湾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不过,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却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败退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已发展到1300人。这年7月,毛泽东为解放台湾,曾提出一个目标“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的地下党组织。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日以继夜的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

为响应中共中央解放台湾的号召,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份报纸,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国民党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

(老版光明报)

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便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则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8月14日凌晨3点半钟,保密局在钟浩东的寓所,突然逮捕了钟浩东,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以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青年钟浩东)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日以继夜的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了?”虽说钟浩东不肯说出“老郑”是谁,但谷正文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钟浩东被捕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但“老郑”的底细仍不得而知。直到10月间,保密局特务抓住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李汾是高雄铁厂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被抓捕后,经严刑拷打,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只是当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

(特务头子谷正文)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终于抓到一个40多岁的回家男子。此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在被关押期间要求提供美食。

谷正文回忆,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买。吃完牛排后,此人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特务让他带路,结果此人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突然跑掉了。

(台湾第一家西餐厅,波丽露西餐厅)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经比对发现,他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认定吴石在向中共提供情报。而这一点,在蔡孝乾叛变后,得到了验证。

上了钩的“大鱼”跑了,国民党特务岂肯罢休。谷正文火速从高雄赶回台北,开始部署再抓“老郑”。仅两个月,谷正文便在嘉义农村抓到了。而原因竟是,他躲了两个月,实在受不了清苦,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

(影视剧中蔡孝乾形象)

就这样,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就供出了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林英杰当机立断,通知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地下党员陈仲豪、王致远、陈少麟、方乔然等人尽快撤退到大陆,自己却留在台湾,继续同敌人作斗争。

1950年6月10日,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载往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除这四位著名英烈外,此后还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害。担任中共台湾工委武装部部长的张志忠,被捕后经过国民党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蒋经国曾两次到监狱对张志忠进行劝降。国民党用尽一切手段无效后,于1954年3月16日将张志忠杀害。

(地下党员被判死刑。)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委员、负责领导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林英杰,1946年受中共华东局的指派,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6月,《光明报》发表林英杰起草的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震撼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林英杰当机立断,通知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地下党员陈仲豪、王致远、陈少麟、方乔然等人尽快撤退到大陆,自己却留在台湾,继续同敌人作斗争。1950年3月,林英杰被抓获。7月22日,林英杰被枪杀,年仅37岁。

(现在北京的台湾共产党纪念园)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简吉,是一名“老台共”。1950年,简吉被捕,视死如归。1951年3月7日,简吉在台北马场町被枪杀。

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台湾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后视死如归。其夫人蒋碧玉也是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大义凛然:“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夫妇双双英勇就义……

相比之下,历经九死一生侥幸返回大陆的地下党员寥寥无几。

(钟浩东夫人蒋碧玉手持青年钟浩东的相框)

谢汉光是有记录可查在台湾坚持斗争最长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谢汉光是广东丰顺县人。抗战胜利后,他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进入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谢汉光在逃脱后下山,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在那里度过了艰难险恶的39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

(戒严期台湾民警冲突)

1988年12月8日,谢汉光手持叶依奎的身份证,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相聚。历经两年的艰苦努力,经中组部审查确认,其党籍获得恢复,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两年后,75岁的谢汉光病逝。

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在台湾长期隐居下来。这些人历经沧桑沉浮,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在白色统治下能够活下来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