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落幕，中美合作所使命终结。

军统总务处负责人沈醉，刚刚送走了一批驻渝的最后一批美军人员。正当他逐一核对美方遗留下的十数座仓库中存放的枪械和各种装备时，突然接到戴笠从上海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电话中，戴笠指示沈醉即刻对位于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的那栋楼房进行彻底打扫，并对家具进行检修。同时，他要求调遣一个排的武装力量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并派遣一名厨师以及数名勤杂人员，为即将到来的贵宾们做好接待准备。

此刻，随着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人们纷纷涌向上海、南京等地，重庆的客源似乎已不复存在。

此外，戴笠在通话中提及的美军校级军官住所，正是后来闻名的白公馆，当时人们也常称之为白公馆。那么，戴笠为何在电话中未直接点明白公馆？这其中必定有着某种缘由，或许是身边有特定的人在场。

军统总部秘书毛人凤再次询问沈醉：您是否接到了戴先生的来电？

毛人凤乐于与诸位处长戏谑互动。尽管他身为幕僚长，与各位处长同列少将之职，然而在军统的资历却相对较浅，直至抗战时期方跻身其中。他的职责主要是协助戴笠处理日常琐事。一旦有要事，各处长皆直接向戴笠汇报，无需经过他之手。因此，他日常总是面带微笑，与同仁们互开玩笑，其乐融融。

他带着愉快的笑容询问沈醉：“你猜哪位客人要来？”随后，他悠闲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可能尚未见过面，他可是你的同乡。”

一谈及“老乡”二字，沈醉便会立刻联想到周佛海。过去几年间，周佛海时常通过他人从上海运送物品给囚禁于贵州息烽监狱的母亲及岳父杨卓茂。而毛人凤则总是将物品转交给沈醉，并以玩笑的口吻说道：“这是你的同乡人所托，特此转交。”

沈醉疑惑地问道：周佛海不是担任京沪地区行动的总指挥吗？为何会被调派至重庆？

毛人凤收敛了笑容，沉思片刻后开口道：“上海市民对于我们重用他的态度颇为反感，这影响不容忽视。”

周佛海

戴笠此次搭乘专机返回重庆。尽管重庆最大的白市驿机场尚未完全归还，仍由美国空军所使用，但戴笠日常多偏爱选择市区的珊瑚坝机场作为降落地点。然而，这次他的专机却选择了在九龙坡机场降落。原因在于珊瑚坝机场人流密集，戴笠担心被人认出同行旅客，加之九龙坡的警戒措施更为严格，因此他选择了一条较远的路径。

当日晚间，毛人凤拨通了沈醉的电话，指示他次日上午十一点至九龙坡机场迎接戴笠及其贵宾。此外，毛人凤亦要求沈醉通知杨家山戴笠公馆预备一顿丰盛的午餐。

沈醉于十点多抵达机场，此时军统便衣人员已在周边部署了众多岗哨，而戴笠那辆华美的座驾亦已先行抵达。毛人凤与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亦在十一点前陆续到来。

约莫十一点半的光景，一架军用客机在机场上空划过天际。负责航空安检的军统特务匆忙赶至，悄声向毛人凤禀报道：“这架正是戴先生乘坐的专机，即将降落。”

随着机场的舷梯缓缓推进至刚停稳的机舱入口，机门应声而开，首位映入眼帘的便是戴笠。他站在舷梯之巅，环顾四周片刻，方才缓缓走下。寒暄过后，他随即指示沈醉先行返回准备，两人约定即刻返回公馆，共进午餐。

宾客落座，周佛海操着地道的湖南口音，身形魁梧，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除周佛海外，另有四人。

周妻弟杨惺华，任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

罗君强代周主持司法行政部工作。

丁默邨，政治部保卫部副总监。

马骥良，身担中央储备银行总务重任，专司周佛海日常生活的照料之责。

用餐之际，戴笠始向诸位宾客作简短介绍，提及日后若遇生活上的困扰，可由沈醉代为处理。随即，他唤来候在饭厅门口的侯科长，亲自叮嘱他务必细心照料好这些客人。

那天气氛怪异。

虽然戴笠边向客人敬酒边讲笑话，可是客人都是强作欢笑来应付一下。可能是找不到什么话可以打破沉寂的局面，戴笠便向周佛海指指沈醉，“这位可是你的同乡。”

沈接着说：我来自湖南湘潭。

周也回应道：“我来自沅陵。”在他打算举起酒杯与沈醉碰杯，以示同乡之情时，却发现沈醉面前并非酒杯，而是一大杯汽水。于是他好奇地问沈醉：“为何不喝点酒？”

毛人凤随即进行说明，指出沈某“滴酒不沾，亦不抽烟”。

此时，戴笠哈哈大笑，言道不饮酒亦有其益处，自可免于误事之虞。

实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饮酒，而在于严格的职场纪律所施加的约束。

刚及餐半，戴笠埋头急促地吞咽了几口平日钟爱的几道菜肴，此刻，他的秘书步入饭厅，与他往日的轻声细语截然不同，他大声喊道：“侍从室有电话，委员长急召，请您即刻前往。”

戴笠轻轻以餐巾擦拭嘴角，随即起身，欠身致歉道：“抱歉，我必须先行一步了。”言罢，指向毛人凤、潘其武与沈醉二人：你们便好生款待周先生及众位，替我多多举杯，敬他们几巡。

非但蒋介石并未寻他，反而是他急切地想要向蒋汇报。此刻，他已沦为阶下囚的座上宾，戴某却不再愿意继续陪伴他们。

周佛海闻悉是蒋介石相召，遂轻身起身，目送戴笠离去，同时以恳切的语气请求道：“恳请您在委座面前美言几句。”

戴笠脸上洋溢着笑容，连声应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走到门口，他转身与周佛海紧紧一握，语气庄重地补充道：“各位过往对党国的卓越贡献，委座必定铭记于心，绝不会忽视。请各位稍作忍耐，这只是暂时的不便。”

过往每当戴笠与其部属共进餐时，气氛实则并不轻松。他常常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而旁人则提心吊胆。说不定他会在话锋一转间，随意点出在座某人，发表几句评论，或翻出对方的旧账。因此，每当戴笠离去，众人方能松一口气，打开话匣，畅所欲言。

然而，此番情形迥然不同。戴笠离去之后，毛、潘、沈三人虽略有旧态复萌，边用餐边闲聊，但一经察觉五位来宾的微妙表情和略显吞吞吐吐的言谈，便立刻领悟到，这并非寻常在局本部聚餐的情景，众人无法如往日那般畅所欲言。这些并非寻常座上宾，因此也不再有心劝酒。

餐后稍作休憩，毛人凤命沈醉先行将车中行李送往白公馆。

沈安顿妥后，便在大门前稍作等待。不久，毛人凤与潘其武携手陪同周佛海等人，沿着白公馆蜿蜒的石阶缓缓而上。途中，他们边行边观，直至踏入大门，目睹屋内各房间窗扉均设有铁栅栏，众人脸色顿时变得不安。

毛人凤引领众人登上楼层，手指西边一间宽敞的屋子，示意周佛海步入其中。

此室曾为叶挺将军所居，前方宽敞，后方则设有一隅，周先生视察一番后，方才勉力颔首。

随后，毛人凤指示侯科长依照既定计划，妥善安排其余人员。

在毛人凤即将离去之际，他特地当着周佛海的面叮嘱沈醉与侯科长：务必细致周到地款待这批来宾，无论他们所需何物，皆应予之，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周佛海目送毛人凤等人步出中央大厅，望着伫立在那儿的警卫，不禁黯然低语：“我们不宜再送了。”

毛人凤步至楼下，目光落在院子里站立的警卫负责人身上，严肃地叮嘱道：“今后务须严加注意，未经事先通知，任何人不得擅自上楼。”言罢，他回首仰望楼上一眼，只见五人倚靠栏杆，低垂着头颅，默默无言，目光始终紧随军统三人直至他们走出大门。

周佛海逃离重庆后，军统方面在重庆扣留了他的母亲，并将他的姻亲杨卓茂从湖南诱至息烽监狱。然而，军统对这两位长者给予了特别的关照。自1942年起，周佛海频繁派遣人手，或通过他人之手，从南京与上海运送补给药品及生活必需品至老人处，此事宜皆由沈醉负责转达。由此可见，周佛海与军统之间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联系。

周佛海，曾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宣传部代部长要职。在汪伪政权时期，他的权力实际已超越了陈公博。自汪伪政权成立至其覆灭，周佛海始终担任财政部部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最终更晋升为上海市长，集权势与财富于一身。

抗战胜利之际，周佛海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指挥一职。他曾不止一次向毛人凤提及，若非他在抗战胜利后，凭借日军部队以及自己掌控的伪军力量，坚守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地区的各大城市，那么新四军与地方武装恐将先于国军抵达这些城市。

汪周出走，是汪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周佛海透露，当汪精卫从重庆启程之际，他曾留下了一封冗长的信件予蒋介石。在这封信中，汪精卫不仅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抗战的前景进行了深入剖析，更是恳求蒋介石能够谅解他的决定。他反复强调，国土已丧失大半，仅剩的后方数省若要继续支撑，恐非易事，不如选择不同的途径来挽救国家的危局。蒋介石应继续领导抗战，而汪精卫本人则计划投身于所谓的和平救国运动。汪精卫坚信，为了国家的未来，唯有战争与和平并行，方为万全之策。

周佛海在悄然离去之际，曾留下亲笔信一封予陈布雷，嘱托其在蒋介石巡视归返之后转交。信中坦诚了他离渝之苦衷，强调其牺牲个人名节，旨在为沦陷区百姓尽绵薄之力。无奈之下，他只得携妻杨淑慧同行，却将年迈的母亲留在了重庆，她不幸被军统拘押为人质，终在息烽监狱中凄然离世。关于此事，周佛海屡次表示出深沉的痛惜，并指出那些不明真相之人，误解了他对忠诚与孝道的坚守。

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于英租界愚园路1136弄口觅得一座典雅的花园洋房。汪氏夫妇，以及周佛海、褚民谊等亦随之迁入。此豪宅原属前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所有，王氏在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期间，与该校校花保志宁结为连理，特此建造此豪华住所以藏娇妻。随着上海战事的爆发，王伯群迁离上海，此宅自此空置，无人居住。

迁入新居后，汪精卫迅速于花园周围构筑了瞭望台，并增设了铁丝网，确保了周密的安保。此处便成为他筹划伪政府事宜的指挥中心，重大会议亦在此地召开。周佛海等人还设法占据了周边的几处房屋，一时间，从晚清遗留下来的贵族子弟到北洋时期的文职武将，乃至国民党的政要、军界和特务人员，纷纷汇聚于此，往来络绎不绝。

当时，汪精卫的经费主要源自抗战期间被日本冻结的中国关税的一部分，这部分资金通过日本正金银行进行支付，名义上用于“和平运动”的相关开支。此外，上海部分帮会首领，诸如张啸林、季云卿等人，亦时常自发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在着手筹建上海政权之前，汪精卫先行设立了规模庞大的特务机构，其公开名称为“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保卫，同时亦借此途径筹集所需经费。

周佛海自始至终担任财政主管，对于向日本正金银行领取资金及其使用方式，均由其全权负责。他领导下的首个“特务委员会”亦由他出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下设的“特工总部”位于英租界极司斐尔路76号。此处宽敞的花园洋房，曾是国民党安徽主席陈调元的私人别墅。

在汪精卫等人尚未抵达上海之际，土肥原贤二已于1939年抵达此地。彼时正值梁鸿志等人组建“维新政府”时期，土肥原便已开始接纳原中统特务李士群，并在上海忆定盘路诸安滨10号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李士群平日里往返于上海与香港之间。

李原曾是“中统”的骨干成员，他曾赴苏联深造，原本是一名党员身份。然而，在被捕之后，他却选择了背叛，转变为“中统”的特务。

“中统”的首领徐恩曾，迫切希望借助这层关系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搜集活动，遂派遣第二处处长丁默邨前往香港，寻觅李士群，意图说服他继续为“中统”效力。丁默邨曾是李士群的直属上司，且与李士群亦有一丝私人情谊。

然而，丁在抵达香港后久久未能寻觅到李的踪迹，却意外地与周佛海重逢。周佛海身为国民党的高级部长，而丁默邨则是他的旧部，因此，在周的劝导下，丁默邨转而随周佛海前往上海，并与李士群携手合作。

鉴于丁默邨过往地位高于李士群，因此“76号”组织成立后，丁默邨便担任了主任一职，而李士群则心甘情愿地担任了他的副主任。原位于忆定盘路的特务机关亦随之并入。在上海的几年间，这个特工总部可谓是作恶多端。

丁默邨、李士群

日本方面热切期望汪精卫早日复出政坛，鉴于“维新”派如梁鸿志等人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尽管他们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充当帮凶，但实际效用有限。因此，不惜投入巨大精力，将汪精卫推向前台。

汪在上海故意摆出傲慢的姿态，特意向日方泄露了重庆正竭力争取他归来的消息。闻此，日方便力劝周佛海赴东京一行，以便能够直接与最高级别的官员进行洽谈。

周也显得有些羞涩，未亲自前往却派遣了自己的老友张彬人随犬养赴日。不料，日本首相平沼竟亲自接见了张彬人，并当面向他表示期望：“汪先生能早日站出来，组建一个备受尊敬的政府。”

张在电话中将这一情况告知周佛海后，汪周二人不禁感到震惊不已。尤其是当张携带平沼首相邀请汪先生赴日进行面谈的信函返回上海时，周佛海便力主汪先生应接受此邀请，前往日本。

周在国民党内部堪称“纯正”的“日本问题专家”。汪在某些事务上，与日本人直接交涉尚存不便，因此这类沟通往往需先由他先行联络。周某对那些追随汪兆铭投靠敌对势力之举，并不视为叛国之恶行。

1939年6月，汪精卫与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人同行，在日本陆军中将影佐祯昭的陪同下，搭乘日本所派专机抵达东京。平沼特派使者前往机场迎接，并亲自前往汪精卫下榻的宾馆进行拜访。

翌日，平沼与汪先生展开了一场“恳谈”，双方达成一致，同意汪先生以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份在南京设立政府，组建军队，并接管日方占领下的华东及华中地区。同时，双方约定，在军事局势稳定之后，继续占领的区域也将移交至汪先生领导的政府管理。

双方当时均承诺对该消息保持缄默，不对外透露。然而，汪周等人悄然返回上海后，军统方面已掌握此情报。蒋介石随即下令，将此消息在重庆的报纸上予以公布。与此同时，他下达通缉令，对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四人进行通缉，罪名是“有确凿证据证明其叛国投敌”。

周佛海下达指令，要求“76号”特务组织即刻彻查泄露信息之人的身份。尽管他们内心略有慌乱，但并未因此有所收敛。

自周佛海抵达重庆后，因与外界隔绝，能与之接触的唯有毛人凤、潘其武、沈醉等寥寥数人。每当与这些故交相会，他心中总是充满了对蒋介石如何处置自己的好奇。因此，周一再便迫切地期望毛人凤能在戴笠面前代为美言，为他争取一线生机。

然而，毛人凤私下表示：此人实在缺乏自我认知，此前积累了大量财富，却连一半都无法取出，又有谁愿意为他辩护呢？

不久之后，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及其子亦被军统秘密从上海遣送至重庆，与周佛海一同被囚禁。

杨淑慧对军统对周佛海的处理深感不忿，于周佛海被押送至重庆之际，她在上海向众多熟人吐露心声：周佛海在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和军统贡献良多，这些壮举无不充满生命之危。岂料，胜利的曙光到来，周佛海非但未因功绩获认可，反被囚禁，沦为罪人，此般背信弃义之举，实令人痛心疾首。

谁知更令她痛心疾首的是，军统将她自上海遣送至重庆的真正意图，并非如她所臆测的那样，是为了与她一同共度患难，实则是基于她尚未交出的大笔财产。将她拘押至重庆，不过是为了对她进行勒索。

杨淑慧到重庆的第二天，就把她的弟弟杨惺华和丁默邨、罗君强都骂了一顿，说他们没有良心，到今天反过来不但不好好安慰周佛海，还对周责难，甚至说出是周害了他们。她质问：先前不正是借助他而获得官职和财富，享受了无尽的荣华富贵，为何现在却反过来埋怨他带给你们伤害？

尤其是针对杨惺华，她的斥责尤为激烈，直至周佛海多次劝慰，情绪方才逐渐平复。

在彼时的局势下，周佛海仍旧铭记着将这些人留在自己身边，不愿让他们在上海过着如同汉奸般艰辛的生活，这已足以彰显其深厚的情谊。然而，那时的他们对于周佛海的态度已变得颇为无礼。

周佛海曾有一回委托侯科长购置“六一散”——一种常用的清热降火冲剂。勤务人员购得后，鉴于周佛海正沉睡于午梦，便未打扰他。待周佛海醒来询问，方知药物已被他人取走并冲泡服下，他对此感到十分不悦。由此，二人便为这价值区区几毛钱的小事发生了争执。

杨淑慧抵达重庆未久，军统便强行要求她上交所有财产。随后，她被拘押至上海，被迫从多家银行的保险柜中提取金条、美钞以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贵重物品。这些财产包括了黄金、美钞、珠宝玉石等，以及大量的不动产。尽管她交出了如此巨量的财物，但她并未因此获得释放返回重庆，这让她倍感愤慨。

周佛海在白公馆焦虑不安。

他们从负责日常杂务的人员那里得知，此地曾是一座监狱，发生过不少命案。侯科长将这一信息上报后，毛人凤勃然大怒，下令将所有原有的勤杂人员尽数更换，并对两个乐于与他们交谈的勤务兵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其中一人险些丧命。自此，新到任的人员皆不敢轻易与他们攀谈。

得知此事后，戴笠便指派沈醉对中美所梅乐斯原先居住的那排约十间平房进行整理，以便安排周佛海等人入住。同时，外围的警卫措施亦需加强，以确保他们的生活品质，尽可能让他们感受到舒适与便利。

自周氏迁居于此，便觉得此处远胜于昔日的白公馆。在白公馆，他们仅能于一方小院中漫步，而需从楼阁下行，每欲下楼，必先向管理人员致以问候，方能获准。那两名站在楼门口的便衣警卫，总是以礼貌的口吻回应：“请稍候，我需先行请示。”待得他们回返，方才放行。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在楼上活动，不愿轻易去面对这番周折。

梅乐斯昔日所居的平房，设施完备，配备新颖的卫生设施，相较于白公馆的不便之处，自是天差地别。不仅如此，院落四周环绕着竹篱，他得以在清新空气中自由徜徉。此处四面环抱松林，鸟鸣花香，使他彻底摆脱了囚徒般的束缚之感。

周佛海搬迁后心情好转。沈醉，我忍不住要问，既然丁默邨与戴先生早已有交往，为何你们仍对他下手？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选用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完成这一暗杀行动？[郑苹如]

沈醉对此事一无所知，仅以丁与军统的关系相较之下不及周与军统之亲密为由推脱，至于为何要加害丁，其中的原因我实不知情。

沈醉听闻此事件的始末后，便前往军统人事处查阅郑萍如的档案，却发现档案中并无其人。随后，他向上海的潜伏特务进行了了解，这才得知郑萍如仅是军统的一名“运用人员”，并未正式成为军统的一员。于是，沈醉向军统人事处提出申请，最终将郑苹如的名字补充进军统殉职人员名录，使其得以享有抗战烈士的崇高荣誉。

得知戴笠不幸遇难的消息，无人忍心向周佛海等人透露。然而，他们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时，周佛海竟痛哭失声，连声悲呼：“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那日，他竟连饭都难以入口。

杨惺华屡次劝慰，他却依旧泪流不止。传闻昔日，他接到戴笠来电告知其母病故的消息，也仅是啜泣数声而已。

戴笠离世后，郑介民接任局长一职，毛人凤则担任副局长，自此，鲜有人再顾及周佛海的安置。

1946年9月17日，周佛海等人在重庆杨家山，原梅乐斯公馆的地点，被押解至南京宁海路21号的军统看守所。他们的汉奸身份昭然若揭。该所房屋原本为冯玉祥的私人宅邸，在沦陷期间，被汪伪上海特工总部所占领。军统接管后，遂将其改造为看守所。

这座住宅的前院宽敞，后院则相对狭小，总计拥有三四十间房屋。周佛海便被囚禁在后院，与上海警察局局长的卢英共处一室。在抗战爆发之前，沈醉在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行动组长，而卢英则是上海警察局的侦缉总队长，两人之间有着相熟的交情。

得知周佛海的生活状况后，沈醉立刻指示看守所长，迅速将卢英转移至他处，使得周佛海独享一间房间。对于这一善举，周佛海心怀感激，难以言表。

沈醉与毛人凤会面后，随即提问：为何要将周佛海遣送至南京？

毛人凤言道：“若将他们送回南京，便需交由法院审理。郑介民不敢再担此重任，将他们留于重庆。一旦送至法院，便与我们无关。”

沈醉觉得难以辩驳。周佛海在军统时期确实贡献颇多，战后成功守护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众多重要城市，其功绩理应得到认可。然而，今日他却选择置身事外。沈醉不便过多言说，唯恐因此背负上庇护汉奸的恶名。

周佛海等人在抵达南京大约一个月后，便被转移至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10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由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自担任审判长，法庭临时设于夫子庙大殿。旁听席挤满了人。

周佛海所受指控，乃涉嫌与敌国通谋，密谋背叛我国。

然而，周坚毅地指出，他自始至终与戴笠、蒋伯诚（抗战期间蒋介石派驻上海的秘密代表）等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工作几乎完全依据重庆的指令进行。

在旁听席上，众多人为他辩护而热烈鼓掌，然而，审判长最终以严厉的言辞斥责他厚颜无耻地夸大其词，并宣布将另行择日进行宣判。

11月7日开庭。将庭审地点定于高等法院的刑事法庭，同时对旁听人数进行了严格限制。

鉴于周佛海在上次庭审中对比了他在任期间的物价与现今，自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来，物价飞涨，接收官员纷纷“五子登科”，此现象愈发令民众心生不满，甚至怀念起汪伪时期的时光。这一状况得到了部分人的同情。

据悉，这亦成为判处周佛海死刑的诸多因素之一。

法庭因其持续与国民政府对抗，遂当日即宣判其死刑，并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周对此判决表示异议。尽管其上诉至最高法院，但上诉最终被驳回，原判得以维持。

彼时，杨淑慧寓居于保密局邻近的成贤街。毛人凤命沈醉前去探望，岂料她居于简陋的屋舍之中，沈醉至时，她竟惊愕不已，误以为毛人凤意图逼迫她上交财产。

沈醉转述了毛人凤的问候，她对此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并热切地期望能亲自与毛人凤见面。她唯一的愿望便是能够将周佛海的死刑判决进行改判。

闲谈之际，杨淑慧愤懑地诉说着周不仅在南京与上海养有外室，就连他常至的日本，亦有一名日本女子相伴，甚至为其诞下一子。她提及此事时，语气中充满怒火，尽管如此，她的内心仍感到一丝慰藉。毕竟，周对她始终情深义重，她无论如何都要竭尽全力，为周的生命奔波周旋。

杨淑慧频繁走动，甚至有传言称，毛人凤曾带她去面见蒋介石。关于她的故事，流传最广的是她曾为了那个慷慨赠予她大量金条的人而争执不休，坚持要找到郑介民的妻子，以至于郑的妻子吓得逃回汉口的老家避难。

事出意料。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颁布了一道特赦令，其中指出，周佛海自1942年以来曾多次提出自首的请求。1945年8月19日，军统部门亦将其呈报上级。在敌寇投降之际，周佛海在确保京沪地区的治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努力，确有显著贡献。因此，鉴于其表现，特将原本的死刑判决减轻为无期徒刑。

周当时首度享受到这种特赦之恩，于是“钱可通神”的说法不胫而走，毕竟财神爷手中的黄金美钞，其数量远超常人。

尤其是丁默邨的亲属普遍觉得丁的罪行轻于周佛海，二人同样曾为军统效力。在胜利之后，戴笠将他与周佛海等人一同押送至重庆，为何周佛海能够免于一死，而丁默邨却不能？

众多港澳记者及反蒋文人对此“特赦令”进行了深入探讨，普遍认为其中提及周某“虽屡次自首，却未获明确批准”的说法荒谬可笑，这也难怪其他被处决的汉奸家属对此感到不公。

周佛海虽免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然而精神上的重负依旧如影随形。彼时他已步入五十之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心中渴望能够“保外就医”，然申请却始终未能获得批准。

毛人凤让沈醉探望两次。身患重病的周佛海委托沈醉转达一请求：一旦他不幸离世，希望能在其遗体上覆盖一面象征中华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此事无疑是任何人都难以应承的。

解放之后，杨淑慧向上海市政府慷慨捐赠了位于愚园路柳林街的一座花园洋房。即便经历了抄家、追缴与勒索，她仍保留着这栋房产。传闻此宅是抗战初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赠予周佛海的礼物，而周佛海当时正服务于蒋介石左右，因此此事鲜为人知。

周佛海，1948.2.28

1948年二月之初，监狱内屡次传来了周佛海病重的消息，最终传闻他瘦弱到以至于注射针头都难以找到合适的注射点，仅余皮包骨之躯。杨淑慧则四处奔波，竭力争取外医许可，然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直至2月28日，周瘐在狱中不幸离世，其遗骸随后被迁葬于南京郊区的永安公墓。那天出席葬礼的，仅剩他昔日于南京与上海的司机、警卫以及厨师。

杨淑慧事后透露，在众多朋友与旧同事中，唯有金雄白一人从事新闻行业，而他亦刚从军统看守所获释。其他人皆避之不及。昔日与他共事的司机等二十余人，如同生前般地哀戚，一边哭泣一边轻柔地将那口薄棺缓缓放入墓穴。